娛樂城免費旋轉描述：：原標題：西安事變：殺蔣與放蔣的艱難抉擇 來源：人民網，作者：盧荻 12月12日近午，中共高層領導人在窯洞里閱看張學良發來的急電，大為激動。據張國燾回憶，有的人說:“蔣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說:“張學良確實干得不錯!”平素溫和又不多發議論的朱德搶先表示:“現在還有什么別的話好說，先將那些家伙殺了再說。”周恩來較為冷靜，說:“這件事不能由我們做主，主要是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毛澤東也接著表示…… 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消息一傳出，國內外各界人士、各種報刊一片嘩然，焦點是怎樣對待蔣介石——是殺是放，成為“戰”與“和”的關鍵。 殺蔣：毛澤東、朱德等人的最初反應 事變發生當日，張學良等人在西安向中共中央發出多次通報，“文寅電”云： 東、來兄： ……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人士，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并將紅軍全部集中環縣，以便共同行動，以防胡(指胡宗南、毛炳文)敵南進。 弟毅(張學良化名李毅) 文寅(12日晨3時至5時之間) 12月12日近午，中共高層領導人在窯洞里閱看張學良發來的急電，大為激動。據張國燾回憶，有的人說:“蔣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說:“張學良確實干得不錯!”平素溫和又不多發議論的朱德搶先表示:“現在還有什么別的話好說，先將那些家伙殺了再說。”周恩來較為冷靜，表示:“這件事不能由我們做主，主要是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毛澤東也接著表示:“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后面，讓張楊去打頭陣。”張國燾自述他當時雖很激動，但仍冷靜地說:“莫斯科對這件事會怎么看，我們不妨先推測一下。”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等都表示應去電莫斯科請示。 毛澤東在草擬給張學良的復電中，尊推張學良為“全國抗日領袖”，贊揚他“一舉手便旋轉乾坤”。電文內說到懲辦蔣時道:“誠如來電所云，蔣某確系賣國獨夫，理應付之國法，弟等極力贊成應由人民公審……” 其實，中共中央剛收到張學良清晨發來的“文寅電”時，震驚、激動之余，又不太敢確信。晚上21點，毛澤東、周恩來聯名以“萬萬火急”向張學良發出“文亥電”時，還不能肯定西安事變是否成功，請張證實“是否已將蔣扣留?”表示紅軍擬策應張、楊的軍事行動，擬派周恩來赴西安“共商大計”，并叮囑張學良一定把蔣介石扣押“在自己的衛隊營里，且須嚴防其收買屬員，不可將其交其他部隊，緊急時誅之為上。”誅者，殺也。毛澤東、周恩來復電還提議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線，第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線，免使西安腹背受敵。同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胡服(劉少奇)，通報蔣在西安被扣消息及黨應采取的方針，其中強調要“揭發蔣介石對外投降，對內鎮壓民眾與迫其部下堅持內戰之罪狀”，“號召人民及救亡領袖要求南京明令罷免蔣介石，并交付人民審判”。 西安事變爆發前，鑒于日本大舉侵略中國，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采取了“反蔣抗日”轉向“逼蔣抗日”的方針。當時蔣介石是國民政府的軍政首腦，擁有強大的軍事與政治實力，而共產黨及其軍隊力量弱小，根據地狹小。因此國共談判時，蔣介石的代表陳立夫向中共代表提出對立的政權和軍隊必須取消，紅軍可保留3000人，師長以上的領導一律解職出洋等苛刻的條件，企圖逼共產黨就范。西安事變爆發后，形勢陡轉，蔣介石淪為階下囚，而張、楊、共“三位一體”，于是中共中央一些決策者在對待蔣介石問題上一度出現反復和動搖，黨的“逼蔣抗日”方針受到了干擾。事后，劉少奇在評論此事時說：“在西安事變中我們雖然執行了正確的政策，但發生很大的動搖，在政治上引起極大紛亂與群眾對我們的誤解。”(《六大以來》(上) , 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這種反復和動搖，集中體現在對蔣策略方針的倒退，由“逼蔣抗日”變成了“審蔣”、“除蔣”。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對西安事變的估計與對策。據會議記錄，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員是：朱(德)、國(燾)、澤(東)、(恩)來、博(古)、洛(甫)、(林)彪、(馮)文彬、(郭)洪濤、(吳)亮平、(林)伯渠、歐陽欽，共12位。會議由張聞天(洛甫)主持。毛澤東當時負責對國民黨的外部(即統戰)工作，首先作了報告，明確提出“審蔣”、“罷蔣”、“除蔣”。他首先肯定了西安事變，說事變雖是張、楊獨自發動的，共產黨沒有參與，但事變是革命的、抗日的，沒有任何帝國主義背景，從此完全打破了由蔣介石控制的局面，把我們從牢獄的情況下解放出來，因而西安事變是革命的，是歷史事業，是應該擁護的。他提出，“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蔣罪惡，擁護西安事變。第二，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甚至說：“以我的觀點，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他指出：事變后形勢發展有兩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過去成為親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實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黃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轉到西安方面來，在西安形成一個實質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統治的七省就范，因而提出要“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張培森《張聞天與西安事變》，原載《黨的文獻》1988年第3期) 第二個發言的是周恩來。他提出中央要圍繞防止日本變南京政府為傀儡政權這一中心而決定對國民黨內各種政治派別的態度。他認為，要穩定爭取黃埔系、CC派、元老派、歐美派，推動它們贊成西安事變，團結抗日。具體地說，爭取林森(國民政府主席)、宋子文、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孫科、馮玉祥，孤立何應欽;同時，深入發動群眾，把西安變成抗日的中心;在抗日援綏的口號下聯合閻錫山，聯合劉湘，這是我們的兩翼，再進一步聯合桂系，以達成對華東的包圍;東南7省是南京的勢力，也要爭取這股力量抗日。他還提出：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不要與南京對立，但在實際上取領導作用。將來，西安以陪都形式出現，更為有利。我們黨應該準備走上公開政治舞臺，同時注意地下黨的艱苦工作，發動群眾運動。他認為蔣介石扣在張、楊手里，這事情的處理最終要看張、楊的態度，他對在西安建立政權中心和“除蔣”、“審蔣”沒有公開表示態度。 朱德發言較短，主張殺了蔣再講其他。他提出中共在軍事上的對策，即在軍事上采取防御。博古也說:“要使群眾的抗日運動開展，基本口號應宣布蔣介石罪惡，要求公審。” 張國燾也力主審蔣、殺蔣。后來，他撰寫回憶錄，寫到當時的情形: “我們這些中共中央負責人，沒有一個想到西安事變可以和平解決;都覺得如果讓蔣氏活下去，無異于養癰遺患。有的人主張經過人民公審，將這個反共劊子手殺了，以絕后患;有的人主張將他嚴密拘禁起來，作為人質，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軍事優勢。” 張聞天對于殺不殺蔣沒有吭聲。他在最后發言中，明確表示在政權問題上，“我們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更不主張“審蔣”、“除蔣”，反而強調要“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他提出中共此時的策略是應把抗日作為最高旗幟，軍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進攻。他最后認為：“我們的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 由于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還沒有完全取得一致, 會議的總結也是矛盾的：又要反蔣又不正面反蔣;“在政府問題上，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名義”。但會議的基調仍是“審蔣”、“除蔣”。當時持張聞天看法者寥寥無幾，人們聽到的多是“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建立西安政權中心”等主張。 12月13日中午，毛澤東、周恩來向張學良發出賀電，祝賀西安事變一舉成功，“元兇被逮，薄海同快”。并提醒張要將“重兵置于潼關、鳳翔、平涼”，最緊急任務之一是“向全體官兵宣布蔣氏賣國殘民罪狀”。這一文電，把蔣介石稱為“元兇”，“宣布蔣氏賣國殘民罪狀”，顯而易見，也是要“審蔣”、“除蔣”。文電還回應張學良的要求，決定派周恩來前往西安，共商大計。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雖未公開贊同“審蔣”、“除蔣”，但在12日21時和13日中午與毛澤東聯名發給張學良的電報，都是贊同“審蔣”、“除蔣”的。 西安事變消息傳到陜甘蘇區后, 根據地軍民喜出望外，紛紛要求殺蔣。當時在保安中共中央機關工作的鄧穎超，聽到蔣介石被扣留后，“高興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們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許多同志一樣，以為黨中央一定主張殺掉蔣介石，替千千萬萬犧牲的烈士報仇，給中國革命搬掉最大一塊絆腳石”。(金鳳《鄧穎超傳》,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定邊軍民獲悉西安事變消息，欣喜若狂，馬上在大廟里召開群眾大會，由高崗主持，與會群眾高呼：“槍斃蔣介石!”會后，定邊工委書記李維漢與高崗等人致電黨中央反映群眾殺蔣的愿望。(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而遠在莫斯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王明，得知西安事變后興奮異常，致電陜北中共中央，主張把蔣殺掉。此電被斯大林扣發。(《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在議論如何處置蔣介石的同時，中共中央還迅速作出了策應西安的軍事部署。12月12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團命令紅軍各部隊準備隨時南下與東北軍、十七路軍一起抗擊中央軍的進攻。14日，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鑒于東北軍勢孤力單，且內部不穩，極力主張紅軍主力南下與張、楊靠攏，“壯其膽而振其氣”。1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等15位紅軍將領就西安事變致電國民黨政府，呼吁南京當局“自別于蔣氏”，“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這一電報大致上反映1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初步方針，一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終在堅持“罷免蔣介石，交付國人裁判”的口號。 除蔣：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強烈反對 西安事變發生當日，中共中央便從保安向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先后發出三次電報。前兩封電報轉述了張學良和劉鼎給中共中央來電的內容和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項主張。后一封電報報告了西安事變的扣蔣情況，并說葉劍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來亦將前往，同時通報了中共中央準備采取的行動計劃。在13日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書記處的電報中，除告知西安事變的原因及其性質和中共的應變設想外，還特別提出：“請你們支持我們的上述行動，特別是：(一)在世界輿論方面援助我們;(二)爭取英、法、美三國贊助中國革命政府與革命的軍隊;(三)蘇聯積極援助中國。”毛澤東含蓄地請莫斯科準他殺蔣，問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審判”。同時說明，為了減少日本漢奸的造謠，中國共產黨數日內不發表公開宣言。 據季米特洛夫的日記記述，共產國際領導人是在12月13日得到有關西安事變的消息的。有人當即對張學良此舉作了肯定，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向斯大林建議槍斃蔣介石。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和以季米特洛夫為總書記的共產國際對西安事變發生，始終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他們收到中共中央的數次電報后，對中共關于西安事變原因的分析和它的革命性的判斷置之不理，反而幾乎眾口一詞地猛烈抨擊事變為日本和投降派汪精衛的陰謀。 有學者指出，這與蘇聯的民族利己主義有關。1936年前后，蘇聯形勢十分嚴峻。在歐洲，德國希特勒正瘋狂地擴軍備戰;在遠東，日本對華加緊侵略，對蘇聯造成威脅。英美切盼把日本侵華的禍水引向蘇聯，蘇聯則期望在中國筑起阻擋這股禍水溢向蘇聯的高堤大壩。特別是德國和日本于1936年11月簽訂了《反共協定》，更使蘇聯腹背受敵。斯大林基于免遭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考慮，決定組織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其策略是聯合各國當權的政府和有實力的人物。在中國就是要拉攏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斯大林的指導思想，正如他后來在接見蘇聯駐華武官、軍事使團團長兼蔣介石總軍事顧問崔可夫時所說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太孱弱。要把群眾爭取過來需要時間，到底需要多長時間，很難說。歐洲的局勢，希特勒的節節勝利預示著英國和美國可能會逐漸增加對蔣介石的援助。這就可望，由于有我國的援助和英美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時，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時避免兩線作戰。”權衡利弊，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譴責西安事變及其發動者張學良和楊虎城，力促事變的和平解決，避免中國再爆發內戰，以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 14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題為《中國發生事變》的社論，認為張、楊“舉行兵變并扣押蔣介石，其性質尤為特殊”，甚至把西安事變同親日派首領汪精衛聯系在一起。社論指出：張學良“利用抗日運動以營私，名義上舉起抗日旗幟，實質上制造國家分裂，使中國繼續混亂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為外國侵略強盜的犧牲品。” 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發來了由季米特洛夫簽發的電報，被稱作“莫斯科回電”。電報說: 答復你們的來電，我們建議采取以下立場： 1.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意圖如何，在客觀上只能有損于中國人民的力量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并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2.既然這次行動已經發生，就應該考慮實際情況，中國共產黨要堅決主張以下述條件為基礎和平解決事變：(1)通過吸收幾名抗日運動的代表和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國家獨立的人士參加政府的辦法改組政府;(2)保障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3)停止實行消滅紅軍的政策，并與紅軍實行合作抗擊日本侵略;(4)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擊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下的國家實行合作。最后，我們建議不要提出與蘇聯聯合的口號。收到此電后請速確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叢書》第15卷) 共產國際回電，只提出“和平解決事變”的四個條件，而對毛澤東等人提出的殺蔣要求只字不提，并明確提出“收到此電后請速確認”。 然而，中共中央18日“給共產國際發電稱：接連兩電‘勤務組弄錯了，完全譯不出，請即檢查重發，至要’”。這就是所謂的“亂碼電報”。有學者對“亂碼電報”提出質疑，認為兩封電報譯不出會馬上要求莫斯科重發，不可能等兩天。更何況在這樣關鍵的時刻。“有人懷疑，是否真的存在電報譯不出來的情況?是不是毛澤東，因為自己前此對策與蘇聯不同，因而有意利用這一點搞了一個‘時間差’?”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臺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蘇聯考慮到與國民黨的外交關系，于是通過共產國際批評中共領導人采取了錯誤的步驟，并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實際上黨在執行分裂國民黨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針。同蔣介石和南京達成的協議被視為蔣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對南京的聯盟，而不是同他們的聯合行動，反對共同的敵人。所有這一切，助長了親日派的氣焰。” 不僅如此，斯大林親自草擬了電報，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轉告中共中央：“應該首先了解到：蔣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蔣介石，必會引起內戰，而內戰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還解釋說，張學良分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領袖，中共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 毛澤東只得在(12月17日)給張的回電中安慰說：“唯遠方政府目前為應付外交，或尚不能公開贊助我們。”讓張學良相信蘇聯報刊所發文章只是外交辭令。這里，實際上表明毛澤東已收到電報或從國內外報刊上曉得蘇聯和共產國際(即遠方政府)對西安事變的態度。 斯諾在《紅色中國雜記》一書中介紹了他在1937年11月與宋慶齡的一次談話，斯諾得知：“宋慶齡曾把斯大林的電報轉給毛。電報宣稱，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利用他們的影響使蔣釋放，莫斯科將斥責他們為‘土匪’，并將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譴責。”斯諾還記述，毛收到這封電報時勃然大怒，一邊咒罵一邊跺腳。(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特里爾的《毛澤東傳》也寫到此事：“正當中共處理這一棘手難題的時候，莫斯科來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議的電報。斯大林認為，綁架蔣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陰謀，張學良和共產黨應該立即無條件釋放蔣。似乎毛看到這份電報后勃然大怒，毛把電報撕得粉碎，一邊跺腳一邊咒罵。”這里，特里爾也是引用斯諾的敘述，但他在采訪黃華時，當時任外交部部長的黃華證實了這一點。 中共中央究竟什么時候得到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指示，按照現在公布的檔案資料是在12月20日才再次收到并譯出。真相如何，有待檔案文獻的進一步公開，或有關當事人的回憶。 放蔣：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2月17日，周恩來抵西安后，與張學良會談, 進一步明確了事變只有和平解決, 才能對民族、對革命有利。與張會談后, 周當晚致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 除報告到西安后了解的各方情況外，還對蔣的處置問題提出意見：“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 則蔣安全無望。”如內戰不可避免，西安遭到圍攻之前，對蔣則實行“最后手段”。由此可見，此時對蔣還是處于可殺可不殺之間。周的建議基本上被中共中央采納。 18日 ，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 以第三者調解人的立場指出：“援救蔣氏個人，亦非武力所能解決。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余地。故本黨認為，為國家民族計，為蔣氏個人計”，國民黨中央“必須毅然決然立刻實行”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是：(一)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二)將討伐張、楊和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前線，承認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內戰, 一致抗日。電文最后指出：“本黨相信, 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 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 即蔣氏的安全自由亦當不成問題。” 在共產國際指示和國內外輿論的影響下，毛澤東、博古、朱德、張國燾等人最后改變了先前的“殺蔣”態度，主張有條件地恢復蔣介石的自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并借此機會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20日，中共在接到共產國際釋放蔣的明確指示后，公開的態度從支持者退至“第三者”，提出釋放蔣的種種條件。21日，毛澤東將共產國際的指示內容轉發張，不過還是特意刪去了“讓張學良感到不舒服”的話。 25日，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并親自陪同蔣介石回南京。蔣介石臨行前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后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后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 12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于蔣介石釋放后的指示》，指出：“蔣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張與蔣介石的釋放，是全國結束內戰一致抗日之新階段的開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展全國全面抗日戰爭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