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城獎勵描述：：原標題：老板寧浩：我是年輕導演的GPS （11月3日，寧浩在北京出席《受益人》首映禮。圖/視覺中國） 老板寧浩：我是年輕導演的GPS 本刊記者/隗延章 發于2019.11.18總第924期《中國新聞周刊》 和很多位于高檔寫字樓或者安靜藝術區的影視公司不同，寧浩的公司壞猴子位于北京四環外，一個充滿城鄉結合部氣息的地方，附近是汽修、收購二手車的門店和物流倉庫，不遠處有條鐵路。門口馬路上，電瓶車、卡車、轎車時常一同駛過，塵土飛揚，混亂而吵鬧。這一切像極了他那些經典電影中的場景，真實而充滿煙火氣。 公司玄關處擺放一個雕塑作品《迷·藏》，一個盤腿坐著，雙手緊握金箍棒沉思的孫悟空，某種角度去看，孫悟空肯定是個壞猴子，但也神通廣大，或許這是寧浩對自己期許的投影，不那么一本正經，但必須有點像樣的本事和深藏的信念。 從2016年秋天起，在這間公司旗下，他簽下了數位年輕導演，并稱72變計劃，包括已經聲名大噪的文牧野，讓人從未落空期待的路陽等等，這一次，他旗下的另一位導演申奧交出了答卷《受益人》，無論題材，還是手法，都能看出寧浩的痕跡—— 一部以小人物為主角的黑色喜劇。 （《受益人》劇照。圖/受訪者提供） 作為影片監制的寧浩，喜歡反復對媒體強調，他在監制的影片中只是輔助作用，起決定性作用的永遠是導演。但他監制的影片，卻有著相似的特征：中等成本的投資，現實主義的題材，工整的劇本，有煙火氣息的場景細節，以及平均下來豆瓣7分左右的水準。 以前的寧浩是導演，工作就是生產電影，現在的寧浩，多了一層身份，成為了老板，工作變成了生產導演。 寧浩與壞猴子們 寧浩最初萌生做一個培養電影導演的計劃，是在拍完《心花路放》的2015年。那一年，中國電影總票房超過440億元，相比上一年增長48％，國內觀眾的觀影熱情從未如此高漲。與此相伴，一些以往的煤老板、互聯網投資人紛紛看中了電影業，“覺得市場挺亂的。”寧浩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繁榮的市場，也令從電影學院剛剛畢業的年輕導演們，面臨著與寧浩起步時完全不同的處境。“我們當時有才華就行，現在導演光有才華不行，還得處理市場營銷、融資組盤、組織明星等一系列事務。” 于是，寧浩考慮做一個公司，呼應火熱的電影市場，培養年輕導演。起初兩個月，他一直在猶豫，擔心掙不到錢，公司會垮掉。 年末的一天，寧浩和妻子邢愛娜，還有幾個合伙人一起喝酒，提起了自己的猶豫。朋友聽完，問他，“你的初心是什么？是想掙錢，還是為了意義？”他說，“如果非要選一個的話，還是意義。”于是，啟動了項目。 寧浩集中看了大量電影學院的學生作業，也在一些電影創投活動中去做評委，從中物色青年導演。他選擇導演的標準和他的個人趣味高度重合，“關注的題材要有當代性和本土性，當代性不一定是當代題材，比如《繡春刀》也很有當代性。”他解釋。 《受益人》的導演申奧記得來見寧浩那天，寧浩正在和編劇磨劇本，表情嚴肅，手里拿著《無人區》中黃渤用的那把道具槍，來回踱步，“像是在用槍押著編劇改劇本。”那時他還不知道，接下來的幾年，他也將在寧浩的“威壓”下，反復打磨劇本。 起初，申奧提出想拍一個“考試作弊”的故事。劇本已經打磨一年，臻于完成時，泰國電影《天才槍手》上映了，嚴重撞車，只能放棄。 他又向寧浩提了兩個項目，一個是關于冰球的體育電影，另一部便是如今的《受益人》，一個殺妻騙保的故事。在寧浩建議下，他決定拍后一個。 （《受益人》劇照。圖/受訪者提供） 籌備階段，劇本改了五六稿。起初，故事的主人公只是騙子和騙子的老婆。后來，他們覺得故事中要有一個情有可原的人，才能讓觀眾共情，于是，加入了現在大鵬飾演的從犯。基調上，也從一個黑色犯罪故事調整為如今的喜劇片。這既是出于市場考慮，也是擔心影片如果過于黑色，將無法過審。 與導演反復推敲劇本，是寧浩作為監制對電影介入最深的環節。《繡春刀：修羅戰場》和《我不是藥神》的劇本同樣打磨了兩年時間，重寫了幾次。路陽記得，他和寧浩合作之初，《繡春刀》第二部已經有了劇本，也已經找好投資，但寧浩還是建議他推翻重寫。 磨到什么程度可以拍了？“是有‘金線’那個東西的，當創意、模板等等達到一定程度，你會感覺它過了一個質量點，突然感覺（劇本）通了，ok了。但很難一句話總結出來，能說出來就不是藝術了。”寧浩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受益人》拍攝過程中，寧浩來了兩三次，現場提建議，也是針對劇本。申奧在拍最后一場戲時，不知道怎么拍，問寧浩。寧浩說，“你要拍一個喜劇片，但現在劇本上還是用打斗戲做結尾，一個喜劇片不應該有一個功夫片的結尾，你贊同不贊同？”申奧說贊同，寧浩說，“剩下的你自己想吧。” 這是寧浩做監制的風格：提出問題，然后把最終決定交給導演去做，方案交給導演去想。寧浩形容作監制的自己是一個GPS，“導演說要去哪，問清楚，告訴他每條路線的可能性，最終選擇走哪條路，交給導演來做。” 此外，寧浩監制影片的另一個特點，是細節、場景的真實感強，煙火氣濃厚。在申奧看來，這種共性并非因為壞猴子有某種工業化的標準造成的，更多是源于壞猴子的導演都是寧浩的影迷，都熱愛現實題材，他們選擇美術、道具人員時，自然也選擇了那些擅長現實題材的人，也就達到了如今呈現的效果。 搞不了藝術，就先掙錢 寧浩今年42歲，平時除了跟導演們聊電影，聊的最多的是養生。20歲那年，初到北京的寧浩，沒想過自己以后會成為電影導演，而是想成為畫家。他從小喜歡繪畫，15歲，他看新聞里播圓明園畫家村，便收拾包袱，想去北京，被母親攔下才作罷。 他的父母都是太原鋼鐵廠職工，上世紀80年代，他的父親下海經商，賺了不少錢。 1997年，寧浩在太原話劇團上班，每天只需要簽個到就可以走人，月工資180元。他準備離開話劇團，去北京學畫。父親不同意，想給他十幾萬，讓他開服裝店。這一次，寧浩沒有聽從父母的意見，執意去了北京。走之前，父親給了他2000元錢，想著寧浩花光了就回來了。 在北京，寧浩很快發現自己沒法成為畫家。他參加成人高考，體檢時，得知自己是色弱。“我都畫了快十年了，突然告訴你你畫不了畫，我覺得這個事情挺荒誕的，上帝跟你開了個玩笑。”這情節很像多年后寧浩自己電影里的梗，心酸、絕望但又讓人忍俊不禁，笑過之后又有點眼眶發酸。 寧浩開始將精力花在解決生存問題上。他和一個舍友學會了拍照、洗相，借了相機，自己出去貼小廣告，拍人像，一個膠卷一百塊。此外，他還干過雜七雜八的工作謀生：自行車裝配、舞臺美術設計、廣告設計、記者。 一次跟朋友去蹭飯，認識了唐朝樂隊的吉他手劉義軍。搭上話后，寧浩問劉義軍，“能不能幫你拍一套照片？”劉義軍說好啊。寧浩跑出飯館，到隔壁小賣部買了一次性膠卷相機，在飯館門口，給劉義軍拍了張照片。 寧浩坐車回了太原，找朋友一起連夜修圖，熬了一夜，挑出六張，重新摳圖、換背景、制作。第二天趕回北京，托人把照片給了劉義軍，當天下午，劉義軍呼他見面，請他做新專輯的攝影師。 音樂圈找寧浩拍照的人越來越多，后來，他又拍起MTV，客戶有天堂樂隊、孫浩、屠洪剛。一年之后，寧浩回到太原，將20萬元現金堆在父親的桌上，像一種勝利的宣示。 如今回頭看，寧浩初到北京的經歷，像是他日后作品和人生的某種隱喻：命運的快速變化，像他創作的故事一樣有荒誕色彩。生存現實和藝術理想在他身上同時共存，兩者沖撞時，他沒有藝術家常見的糾結、扭捏，而是果斷、迅速地選擇先去解決錢的問題。 拍攝MTV的過程中，寧浩漸漸發現了對敘事的興趣，去了北京電影學院讀書。只不過，那時他依然不清楚，自己以后是做一個廣告導演、MTV導演，還是電影導演。 在電影學院，他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叫做《香火》，講述了一個和尚為了修寺廟四處籌錢的故事，標準的文藝片。之后，寧浩又拍了《綠草地》，逐漸成為電影節的常客。他卻很快厭倦了這種跑電影節的狀態，一個情景日后反復被他提起：柏林電影節國際新電影單元放映時，寧浩數了一遍，臺下只有40個觀眾，“我拍一個電影不是為了跑一萬公里去跟幾十個觀眾交流，我希望我的表達能夠被更多觀眾看到。” 2005年，劉德華啟動了“亞洲新星導”計劃，在全亞洲范圍內挑選了6名年輕導演，并資助他們拍攝電影。寧浩是被選中的導演之一。作為投資方的劉德華，不會給這些年輕導演票房壓力，風險由自己承擔。 當時，寧浩手上有三個選擇。臺灣的著名電影人焦雄屏要和他合作，法國一個基金項目也要找他拍片。三個選擇里，“亞洲新星導”給的錢最少，但自由度最高。寧浩看中了這個“不管”，認為終于可以拍能獲得更廣泛觀眾的商業片，選擇了劉德華。 后面的故事盡人皆知，2006年，29歲的寧浩，憑借《瘋狂的石頭》成為影壇黑馬，票房2300萬元。四年之后，他又憑借延續前者風格的電影《瘋狂的賽車》，成為繼張藝謀、馮小剛、陳凱歌之后，第四位進入億元票房俱樂部的電影導演。 從藝術角度講，寧浩對《瘋狂的賽車》并不滿意。他曾在與學者林旭東對談時說，“一開始我就知道它有問題，它徒有技術沒有靈魂”，但他也坦言，自己不排斥拍這樣的作品，“一個人不能保證永遠都有話要說，或者有時候你想說的話未必讓你說。這種時候，做一些純技術性的事情是有意義的，它有填充市場的功能。” “票房又不是開礦” 寧浩公司的大廳，最顯眼處懸掛著的電影海報是《無人區》。這是繼《瘋狂的石頭》之后，他一部“有話想說”的作品，卻長達四年無法上映。六年前，《無人區》歷經風波終于上映，寧浩對媒體說，“從《無人區》之后，我想從建設性的角度想問題，雖然我知道這將非常困難。” 《無人區》過審之后，寧浩拍攝了《心花路放》。這部劇本三四個月寫成，串聯殺馬特文化、云南艷遇、廣場舞、剩女等流行話題，在藝術性上飽受爭議，影迷發現寧浩影片中的尖銳和灰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都市題材，有著大團圓結局的故事。 這部電影在商業上非常成功，斬獲11.67億元的票房。這得益于寧浩對當下中國現實和電影市場的把握。他曾提到，汽車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從奢侈品變成了日用品，于是公路片的出現有了可能。此外，如果他繼續拍《瘋狂的石頭》和《無人區》那樣的犯罪電影，最多覆蓋占2億~3億票房的影迷級觀眾，而如果拍攝“一夜情”這類白領話題，則能覆蓋大得多的市場，“是不是你也要照顧到他們，讓他們看看你要說的東西是什么？” “讓更多的人看到自己說什么”是寧浩身上的一個魔咒，這成就了他，也磨損了他。寧浩在拍攝一部電影時，總是有兩雙眼睛，一雙眼睛盯著藝術性，另一雙眼睛注視時代、市場的變化。他總是想在藝術和市場兩端都兼顧。有時他能成功，叫好叫座，但有時也會失手。 雖然寧浩被看做票房保證，但他并不喜歡談這個話題，他有時調侃，“（票房）差不多得了，又不是開礦”，更多時候直接表示自己“不在乎”。但他絕對不是一個只埋頭創作，忽視市場的導演，他對電影市場一直有自己的判斷。 六年前，他提到，參照北美，健康的電影市場應該是棗核型結構，大片和小成本電影占少數，中成本電影占絕大多數市場。現在電影市場的發展與他的判斷越來越接近，而他操盤的“壞猴子72變”和他拍攝的多數電影，多是中成本故事片。 可能唯一的例外，是今年年初上映的《瘋狂的外星人》。相比《瘋狂的賽車》《心花路放》這類迎合市場之作，《瘋狂的外星人》明顯投入了他更多精力。 早在2010年，寧浩就拿到了劉慈欣的《鄉村教師》版權。為了籌備這部科幻片，他曾和妻子邢愛娜、朋友李修文去西北的甘肅、陜西，去找尋劉慈欣描寫過的那類鄉村教師，做采訪。劇本幾經修改，最后還是回到寧浩最熟悉的荒誕劇。最終的劇本，他將《鄉村教師》中的荒誕性保留，內容則幾乎重寫了一遍，以至于劉慈欣一度覺得不必署自己的名，“已經是另一個故事了”。 與以往寧浩習慣的中等成本影片不同，這部電影投資4億元，其中特效耗資2億元。《瘋狂的外星人》春節檔上映之后，口碑和票房都不太如意。它是一部商業片，又有鮮明的作者屬性，在合家歡的春節檔，這種結局似乎必然。 寧浩說，他短期內不會再拍有特效的影片了。“好像在干一個土木工程，覺得特別沒意義”。他擅長和熱愛的，還是那些中等成本的電影，正如他和“壞猴子們”所創作過的那些電影一樣。 如今，令他聲名鵲起的“瘋狂”系列也宣告終結，“中國過去40年發展，我們用40年干了西方300年的事兒，它就存在各種沖突，就有荒誕性，當城鄉結合部消失的時候，這種沖突、沖撞也就表達完了，瘋狂的系列就說完了。” 現在，寧浩像壞猴子孫悟空一樣，變化出導演和老板的雙重身份，一個用來滿足自己，一個用來探索市場，從那些他納入麾下的壞猴子們的身上，能看出寧浩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法術，他點化了這些年輕導演，讓他們能幻化出一些別樣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