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娛樂城描述：：原標題：深南大道與特區39年：冒險，雄心與失落 1981年，新任市長梁湘到任不久，就暫停了施工中的電子大廈項目。 電子大廈高達69.9米，共20層，是當時深圳唯一在建的高層建筑。在舉目望去除了民房就是農田的村野中，它無疑是特區建設的定海神針，觀望的外商們，在落馬洲遙看著施工進度，揣測著改革的潛力和機遇。 但它施工的位置，給規劃中的深南大道僅留下50米的寬度。對于躊躇滿志的改革者們來說，它擋的不止是道路，更是開拓魄力和城市發展高度。一位老華僑在特區成立之初，就寫信給市政府，“根據外國經驗，一定要把路搞寬，開始建設不搞寬，將來發展了，路不夠寬，后悔就完了”。 梁湘動過拆樓重建的念頭，但考慮到后果，最終放棄。真正意義上的深南大道，在這樣的遺憾中開建。 1984年底，50米寬的深南路一路延伸到上海賓館，深圳被帶出狹小的羅湖，一路向西長成了城市夢想的橫貫線，瓦房和荒草地上，國貿大廈、地王大廈、華強北、車公廟、科技園、深大，一個個代表著時代記憶的符號沿著道路漸次生長。懷揣夢想的人流奔赴而來，尋求他們的大江大河、希望與榮光。 從國貿到華強北，再到粵海街道，沿著深南大道，你能看見深圳40年的產業升級之路，特區在沖破體制的冒險中，在種種非議與責難中，歷經前進、徘徊，又前進、再徘徊的螺旋行進。 破釜沉舟，背水一戰 1981年3月18日，初春。梁湘從廣州出發，在東莞縣換渡兩次船，又在沙土路上顛簸幾個小時后，抵達深圳。眼前的經濟特區，只有東門的一條街道，長約200米，破舊狹窄，沒有路燈。 迎接這位新市長的，是“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室九空人離去，村里只剩老和小”。80年代的深圳，與香港一水之隔，卻是天壤之別，青壯年們以命相搏，也要偷渡到對岸討條出路。 貧困，是困擾整個國家的難題。198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相當于西歐1200年的水平，落后了780年。 改革迫在眉睫，在特區這塊試驗田上，如何摸著石頭過河？擺在梁湘面前的，是一道全新的命題。來之前，他不是沒有猶豫過，最終抱著“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決心奔赴深圳。 前任吳南生將深圳定位于出口加工區。這遠遠滿足不了梁湘，很快，他給出了深圳的新藍圖——現代化的綜合性城市。 幾年間，頂著特區要“變天”的非議，背著“出賣主權”的罵名，他以政治前途冒險，創下了“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話，真正打開了特區改革的局面。 到1985年底，羅湖建起了數十棟高層建筑，組成了中國的第一代摩天大樓方陣，其中大部分工程，由2萬多南下基建工程兵完成。 到1985年為止，深圳“三來一補”企業共有1075家，與外商簽訂協議多達4696宗，協議投資金額為33.5億美元，占到全國直接利用外資額的1/6。工業總產值由1979年的6061萬元攀升至1986年初的24.12億元。 改革的大幕，拉開的已不是一角： 1983年，39歲的任正非離開部隊南下深圳，他所在的南油集團位于當時的粵海門村，也就是今天的粵海街道辦，附近只有一條五米見寬，兩邊都是黃土的小道，名為深南路。 次年，一個叫馬化騰的13歲少年，跟隨父母由海南來到深圳。32年后，他用少見的熾熱筆觸，回憶起初到深圳的震撼：“看到了著名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招牌，心立刻被深深地震動了，這是當年中國整個政治經濟環境下不可能聽到的大膽想法，但又像夜幕中的一道閃電、春天里的一聲驚雷，時不我待。” 35歲的章必功，也在1984年從北大文學系研究生畢業來到深大，“給我的感覺是熱氣騰騰、意氣奮發的”。章必功選擇深圳的理由很簡單，可以一并解決他和妻子的工作、戶口問題。憑借一串優厚的政策，深圳在全國招攬了大批的早期建設人才。 任何投入其中的人，都能感觸熊熊燃燒的激情。1986年梁湘在離任講話中，動情地吟誦起智利詩人聶魯達的詩句：“如果必須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這個地方；如果必須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這個地方。” 90年代 一切都在破與立之間 1992年1月，總設計師來到深圳，站在國貿大廈53層旋轉餐廳，他俯瞰著這座新生的城市——道路縱橫，樓宇入云。幾天后他從蛇口去珠海，分別后又轉過頭來說：“你們要搞快一點。” 1992年1月，鄧小平在深圳國貿大廈視察 鄧公南巡過后，超4000萬人流入廣東。內地的官員、機關職工、大學生、打工者、第一批股民，理想家和淘金者們從四面八方，涌到這座沿海城市。 這一年，深圳的出口貿易額位列全國第一，深交所宣布發售新股抽簽表500萬張。百萬淘金者們南下，車船票飛漲，25元船票漲到100元，30元汽車票賣到200元。 緊迫感之下，深南大道從上海賓館向西開建，全長18.8公里，最寬160米。這樣的寬度在國內尚屬先例，在詬病、冷嘲熱諷中，道路以可見的速度一天天生長，如同城市的脊椎，串起東門路、紅嶺路、上步路、華強路之后，再一路向西延展，串聯起一座城市。 這一年，江西女孩胡曉梅，在每個周二、周四的晚上，騎著自行車，“幸福得像夢游一樣”，從梧桐山腳下行至深南路的起點，再拐至解放路，走進那座破舊的小樓，以一句“在這樣深的夜里”，給這座無根的城市，注入柔軟的味道。 她大學畢業后，揣著450塊錢和一張畢業證書來到深圳，通過自薦當上電臺《夜空不寂寞》每周兩天的代班主持人，其余的時間，她是梧桐山下一間不知名礦泉水廠的化驗員。 胡曉梅的主持風格大膽又充滿個性，如規勸年輕人不必害怕婚前同居，常常令觀念傳統的主管官員頭疼。遠離故鄉的人們，則從不同的人生參照中，尋求解決自身困境的鑰匙。 每天晚上，大約有200萬人收聽她的電臺節目，這個記錄保持了15年，成為一代深圳人的精神寄托。今日大V們渴望的夜夜百萬+，早就被她實現。 每天晚上，她的聲音，回蕩在深南路兩側的工棚和廠房，和日漸崛起的高樓里，再蔓延至二線關外，數不清的加工廠區內。打工女孩燕子，為了不錯過胡曉梅的聲音，在沖涼的時候，也要把收音機帶進浴室，放置于狹窄的窗臺上。 胡曉梅將她的成功，歸因于這個城市的獨特基因。背井離鄉的孤獨，最前衛和最傳統的觀念劇烈碰撞，緊張高效中充斥著迷茫空虛。在生存壓力和情感需求的雙重夾擊下，人性的復雜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一座流動的城市是最有希望產生新秩序的地方，一切在破與立之間。” 規則和秩序在混沌中初建，破與立之間，城市與個體的命運都迎來了轉圜的巨大機遇，胡曉梅在7年后，成為中國最年輕的金話筒獲獎者。她的聽眾燕子，在電波陪伴的日子里，把攢下的工資交了學費，幾年后在深圳成為一名同聲傳譯。 1993年，深圳大學計算機系的馬化騰和會計系的孟晚舟也畢業了，他們對未來一無所知，但最終會印證新華字典上的那一句經典——“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掘金華強北，離開華強北 華強北的黃金時代，終結于2008年。 即便榮光不再，提起華強北，吳海軍不吝贊美：“如果民營企業是野生動物，華強北就是自然保護區。” 1988年3月28日，深南大道與華強路交匯處，賽格工業發展大廈的一層的小半區域被分隔開， 改為200多個柜臺攤位，成立電子配套市場，開啟了華強北的電子產品貿易集散地時代。 賽格電子器材配套市場 對于賽格創始人馬福元來說，這個決定冒著極大風險：“配套市場是和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對立的，是對著干的”。 市場需求又迫在眉睫，當時元器件以“統籌調配”為主，要采購必須通過電子工業部，很多企業為了電阻、電容一類的小東西，還需要奔赴北京上海。深圳電子業已經發展了10年，行業瞬息萬變，蝸牛般的采購體制，無疑是扼住了電子業的咽喉。 因此，甫一成立，電子配套市場就爆發出強大的生命力：1998年底，當年成交額達400萬元，到了1990年，賽格工業發展大廈8層樓全部被柜臺占滿。很快，華強路和深南大道兩側，電子商城開始四處開花。 1994年，研究生畢業的吳海軍南下，在賽格租下A218柜臺。他周圍的柜臺小老板，有農民、流水線工人，也有公司職員、大學生。 1995年春節前夕，嗅到電腦進入家庭后的硬盤需求，吳海軍掃空了香港供應商的所有庫存硬盤，市場比他預想的還要火爆，手中100多元的硬盤漲到400元，他也初嘗華強北的創富甜蜜。 對于那個時代的掘金者們來說，華強北無疑是糖與蜜之地——巔峰期每天50萬人流來來往往，每年資金流量達3000億元人民幣，電子元件按斤出售，電腦、手機、視聽產品，從整機到零件隨處可尋。在這個亞洲最大的電子產品集散地，組裝一部手機的200多個元器件，開車在方圓兩小時路程內就能湊齊。 1米柜臺背后創造了無數個造福傳奇，在華強北商人謝嘉鵬的記憶里，他的財富以瞠目結舌的速度累積——“每天將四個店的現金用紙箱裝好，再集中到一個大箱子里，用板車拉到門口的銀行存錢。單日一筆交易都是過10萬元。每晚消費一兩萬都很正常，曾經一晚上花了7萬請朋友喝酒。” 2001年，吳海軍離開華強北，搬到坂田與華為相鄰，創立神舟電腦。同樣，得益于華強北背后的強大供應鏈，神舟的第一代產品，售價只有競品的20%。 從創富到創業，從交易到制造，從代工到自主品牌……在這份華麗轉身的名單上，除了吳海軍的神舟，還有同洲電子、洪恩軟件、品勝、TP-LINK路由器等，你很難數得清楚，深圳的民營企業家，究竟有多少人，第一桶金來自華強北。 掘金華強北，走出華強北。這是一個時代的故事，也是一個城市的縮影。 “華強北背后實質是深圳的一套市場化機制，自由進出，有模仿，也有消化吸收，逐步有創新，再在某些領域走到前沿。”經濟學家樊綱如此評價。 任正非與馬化騰的技術焦慮 離開華強北的人群中，還有馬化騰。 騰訊的業務看起來和華強北關系不大，但從初創到上市，他們在此差不多呆了10年。2014年7月，騰訊搬離賽格，來到深南大道北側的飛亞達大廈。 從世俗意義上講，馬化騰這一年稱得上“春風得意馬蹄疾”。他先是在港交所敲鐘，其后告別單身，和妻子在威尼斯酒店舉行了一場并不張揚的婚禮。 但他過得并不輕松，三大門戶巨頭和包括BAT在內的后起之秀，都在搶奪第二個互聯網時代的船票，鮮有人認為騰訊將改變歷史。醞釀幾個月后，他似乎找到了通往新世界之路——“提供一切在線生活，希望產品和服務像水和電一樣融入生活”。 果然，婚姻讓一個男人學會成長，馬化騰一下子成為中國幾億女孩的Soulmate——“記得住你的生日，清楚你的喜好，喜歡保存你的照片，還了解你的家人……”這個身份，也讓他成為BAT崛起之際的最大贏家，2010年騰訊的中報中，半年利潤比百度、阿里巴巴、新浪和搜狐4家加起來都要多。 2004年的任正非做了一個至關緊要的決定。因為押注CDMA而在國內一敗涂地的華為，好不容易抓住海外市場這根稻草，沖出重圍，但芯片卻掌控在西方手中，他決定自主研發芯片，那是做山寨機賺錢最輕松的年代。 他找來海思掌門人何庭波，“給你2萬人，每年4億美金的研發經費，一定要站起來！”任正非說。何庭波嚇壞了，當時整個華為只有3萬人，研發不到10億美元。 任正非在研發上的不計成本由來已久。1990年，靠倒賣交換機賺得第一桶金，任正非決定搞自主研發。1992年，他帶著團隊搬到深圳科技工業園深意大廈，彼時的粵海門村，剛剛升級為街道辦，四周多為灘涂，漲潮或暴雨都能淹沒一大片，坐車在灰土飛揚的深南路上，繁體字的“華為”一不小心會看成“華鳥”。 就在這里，鄭寶用和郭平研制出了能夠容納500個電話用戶的HJD48交換機。次年在蛇口的一個小禮堂，任正非抹著眼淚說，“我們活下來了”。嘗到研發甜頭的任正非，開始大手筆招攬人才。在最困難的時期，任正非靠借高利貸給科研人員發著高工資。 2009年，華為WCDMA數據卡芯片問世，支撐華為在當年拿下了歐洲70%的市場份額。幾個月后，歐盟對華為的無線路由器發起反傾銷調查，印度禁止進口華為產品。 2010年12月，任正非召開高級座談會，將手機業務升級為公司三大業務板塊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此時蘋果帶著完整的供應鏈和成熟的技術進入中國，順便給山寨機判了死刑，華為的自主高端來得恰如其分。 同一時間，張小龍在廣州，手指夾著KENT牌香煙，開始了微信的第一代研發。到了2011年的年末，馬化騰已篤定，他和新浪之間的微博戰爭結束了，新的時代已經到來。 為手機而生的微信，替騰訊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搶下了一個無可替代的入口。在這場戰爭中，他們甚至都沒有遇到勢均力敵的對手。 從芯片到外殼的自主高端，華為走的一路艱辛。2012年，搭載海思K3V2芯片的Ascend D1推出，作為第一款自主芯片機，它散熱乏力、頻現卡頓，銷量雪崩，差評如潮，任正非一怒之下，當著團隊的面摔碎了手中的華為手機。 其后，搭載“華為芯”K3V2，華為陸續發布了號稱超級戰斗機的Ascend D2，Ascend P2、大屏系列Mate和“轉型之作”P6，口碑一如既往撲街，只要在網上提起提起海思的K3V2，便是罵聲一片。 2013年6月，華為發布4G芯片麒麟920，整體性能與當時高通的4G芯片驍龍805基本同步，被譽為中國手機芯片的彎道超車之作。2014年9月，超八核麒麟925芯片亮相，mate7和榮耀6plus成了當年的爆款。 麒麟920前后投入的研發經費超過2億美元，是國家15年里對龍芯投入總額的1.7倍。 2018年，一位叫做Pony Ma的知乎用戶，在網上提問“未來十年哪些基礎科學突破會影響互聯網科技產業”，這個問題得到了3300多個回答，11萬關注。他的上一個提問在2012年，問的是下一個十年互聯網升級的方向。 實際上，從2016年開始，騰訊的HR開始頻繁出現在全球頂級學術會議上。這讓科學家們意外，過去這些人通常來自華為。騰訊花了3年時間，完成了自己的科技布局。其中，探索性的實驗室矩陣涵蓋了機器人、量子計算、5G、邊緣計算和loTOT物聯網。 你看，那個拿著高倍望眼鏡觀測哈雷彗星的少年，跨過互聯網上的人山人海，又把目光轉向了人類的星辰大海——基礎科學。 剛剛過去的雙十一，發生了幾件有意思的事情： 騰訊升級了使命愿景——“用戶為本 科技向善” ，張志東解釋，所謂科技向善，除了幫助產業生態，未來科技應該幫助社會緩解痛苦。 同一天，華為20億獎金的消息登上了熱搜。 還有一則不怎么被人注意的消息——華為一位44歲女職工“被退休”。 一個華為離職員工對此的評論是“狼性有余，人性不足”。 城市的背面 從騰訊大廈出發，沿著深南大道往東步行不到3000米，就到了白石洲。在華僑城豪宅的環繞中，這里為租客提供著最低廉的生活成本，過去20多年，它迎來送往了超過300萬深漂，有不少人在此居住了30多年。 作為深南大道上最后一個城中村王國，它在今年7月份啟動了消亡的按鈕，數萬人漸次離開。 過去10年間，經常有人拷問深圳“城市的良心”——由于城市地下管網的歷史欠賬，路面坍塌、洪澇事故連年不斷。 “城市的良心”這個說法源于雨果的《悲慘世界》，他老人家原本的意思是，下水道是低收入者最后的庇護之所，所以也代表著一個城市最后的良心。我們的下水道太糟，城中村承擔了庇護的責任，白石洲因此被叫作“城市的下水”。 一個城市有光面也有背面，深南大道無疑是最光鮮美麗的一面，臨近大灣區一帶，高樓為人們提供著絕佳視角——早上浸透了海水的紅日從深圳灣緩緩升起，大朵大朵的云團在天上吞吐變幻，傍晚的霞光如十四行詩般瑰麗。 光面我們有很多的詞語形容：創新、高效、規則、高科技……背面講起來則是一言難盡，因為其太復雜難解。 激流40年的繁榮之下，我們看到不同層面的焦慮和不安——高昂的居住成本，教育、醫療、養老資源的短缺，漫長的通勤和高強度工作…… 知乎上有個提問叫做“深圳最令你無法割舍的是什么”，排在第一位的回答是“上完大學去遷戶口，到了才發現要預約，可是第二天我就要出國，跟工作人員溝通后，他們破例給我辦了，但要求我留下機票復印件，用作存檔”。 激情燃燒的歲月過去，一個城市的智慧和溫度，也許是最令我們向往的東西。 參考資料： 《大道30:深南大道上的國家記憶》,李詠濤,2009年. 《梁湘：創建特區最苦時期的苦官》,南方報業網,2008年1月 《深圳“最牛街道”的硬核往事》,中國新聞周刊，2019.06. 《深圳：1979》,俠客島,2019.08. 《特區30年：探索者的精神遺產》,瞭望東方周刊 ,2010.08 《深大的勃興與南科大的沉寂》,南方都市報,2012.2 《騰訊傳》,吳曉波,2016. 《騰訊科技升級1000天：團戰、登月與煙囪革命》,騰訊谷雨，2019.11. 《說吧，寂寞》,胡曉梅,2000. 《深圳制造：歷史進程中的華為和富士康》,飯統戴老板,2019. 本文由深圳微時光原創發布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到朋友圈 為了一個更好的，溫暖的深圳，點個“在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