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城線上遊戲描述：：原標題：獨家專訪美國AI國家安全委員會：解密中美AI戰 | 鈦媒體獨家 鈦媒體注：近幾年，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研發、投資乃至產業應用方面進程迅速，取得了令全球矚目的成績。 投資方面不遺余力，以2017年為例，全球人工智能投融資總規模達395億美元，其中，中國的投融資總額達到277.1億美元，中國人工智能企業融資總額占全球融資總額的70%，31%的融資筆數發生在中國。 再從專利申請維度來看，按照專利分析機構對2016年至2018年三年間，全球人工智能（AI）相關專利申請數量的統計，民營企業前50強中，中國占了19席，美國占12席，這和上一個統計周期（2013-2015年）相比，局勢已經大逆轉，中國企業數和專利數均遠超美國，在人工智能這一高科技領域，中國的存在感越來越高。 在中國，人工智能已經在2017年上升為國家戰略，國務院在2017年7月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并明確提出，要在2030年之前搶占人工智能全球制高點。 中國以舉國之力加強人工智能研發，引發了美國科技界，乃至特朗普政府的高度重視。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在2018年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NSCAI）（下文簡稱“委員會”），來評估美國的人工智能競爭水平，并向國會提出建議參考，以制定全面的人工智能全球競爭策略。 該委員會目前有 15 名成員，由谷歌前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擔任主席，成員還包括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鮑勃·沃克（Bob Work），以及多位科技行業泰斗級人物。 鈦媒體根據公開資料發現，成立一年中，該委員會動作頻頻。先是從2019年3月起集中調查人工智能發展現狀，迄今已經舉行三次全體會議。 今年7月底，委員會向國會提交了首份報告，稱中國是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就在11月初，委員會再次發布報告，敦促美國政府“增加對人工智能領域的投資”。更重要的，該委員會還向國會提出建議，“人工智能技術的全球領導地位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重點。” 或許你會有這樣的疑問：該委員會的班底構成到底是怎樣？他們將如何影響美國國會及特朗普的決策？美國未來到底將以何種策略加入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 近日，鈦媒體駐美國特約作者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 ，下文簡稱“克雷格”）獨家采訪到了埃里克·施密特（下文簡稱“埃里克”）及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鮑勃·沃克（下文簡稱“鮑勃”），獨家授權鈦媒體發布中文版內容。兩位委員會成員向外界透露了關于“委員會”的核心使命及最新進展。 NSCAI委員會的職責到底是什么？ 2018年 NSCAI 委員會成立的背景，和中國密切相關。2017年我國政府宣稱“要在2030年前成為人工智能領域的領軍者”，這直接激發了美國研究競爭對策的決心。 埃里克·施密特在對話中明確稱，NSCAI是“代表國會來研究人工智能與國家安全的相關問題”。委員會的具體任務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任務是勘察取證。通過研究不同的報告，調研清楚“美國的人工智能技術處在一個什么水平”； 在第二階段的任務就是向國會進行“政策建議”。 埃里克透露，第一個階段已告一段落。目前委員會的工作已經進入第二階段。在研究人工智能實際水平時，委員會目前同五大盟友國——英國、歐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進行了相關交流——這其中暫時還沒有中國。 委員會成員之一、前國防部副部長鮑勃在采訪中表示，他們有一個清晰的重點目標——保持美國人工智能技術在國防領域中的優勢。“人工智能對經濟繁榮的影響，也涉及到國家安全。” 劃個重點：委員會正在“集中關注”國家安全問題。 埃里克坦言，人工智能領域，美國確實需要一個集體策略；但制定策略并非委員會的直接職責。鮑勃表示，“我個人認為，（委員會）并不會去搞出一個美國的人工智能國家策略。我們的定位是給國會提供建議、協助國會的政策制定和立法，盡可能確保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地位。” 成立一年零八個月后，2019年11月，委員會公開發布了一份《期中報告》。該報告公布了七個“共識”、“下一階段”委員會給出政策建議的五個方向，此外還有27個初步判斷結論。埃里克表示，報告中的所有內容都是委員會達成的共識。 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NSCAI）在 2019 年 11 月發布的期中報告封面（來源：NSCAI官網） 與“最大競對”中國，還能繼續合作嗎？ 鮑勃和埃里克都認為，中國人工智能技術實力很有優勢。 鮑勃表示，中國的購買力平價（PPP，經濟學概念，是根據各國不同價格水平計算出來的貨幣之間的等值系數，用來合理比較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鈦媒體注）已經超過了美國。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有可能在21世紀20年代末，中國GDP的絕對值超過美國。 “美國可能面臨一個經濟實力比我們強大的競爭對手。在人工智能之外，中國希望成為世界創新的領導者。 ”這位前國防部官員稱。 為什么委員會要花這么多時間，專門來研究這個“最大競爭對手”？ 鮑勃解釋稱，“這是一場我們可能會輸的比賽，我們真的需要認真對待，并努力保持領先地位。”委員會與美國國會的共同目標，就是要確保美國在一個重要的技術領域有“獲勝的計劃”。 而在談到如何與中國進行人工智能技術合作問題上，鮑勃表示，“目前是有幾個對話渠道的，但并不包括該委員會。委員會還沒有與中國正式的接觸和交流的相關計劃。” 有一點是明確的：鮑勃、埃里克都反對美國國會與中國完全停止（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中國人才，要還是不要？ 在是否要持續引進中國人才和研究人員方面，不難窺見美國學界和政界之間的矛盾心態。 就在今年11月，美國駐華大使泰里·布蘭斯塔德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署名文章《美國歡迎中國學生》，當然，此舉并無益于緩解“美國留學簽證收緊”的局面。 駐華大使話音剛落，NSCAI就在11月最新發布的報告中提到了人才引進問題。埃里克·施密特對媒體表示，“美國依賴中國技術專家，人才層面的脫鉤將傷害到美國”。 中國留學生，歷來為美國高科技研究貢獻了大量的人才。路透社也在11月的報道中評論說，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深厚的人才、企業和技術聯系，一旦斬斷這些聯系，美國研究人員和公司“可能會失去寶貴的市場、重要的人才庫，以及中國實驗室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 鮑勃在與鈦媒體特約作者克雷格的對話中談到，發展人工智能面臨挑戰是必然的，“除情報人員活動帶來的威脅，我們還面臨人工智能技術遭竊取以及中國的人工智能戰略的挑戰。” 在上述情況下肯定要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但合作也能帶來諸多好處，尤其是人工智能這個領域。” 埃里克認為，若和中國完全停止交流，這個代價是極其昂貴的。 埃里克的理由是，中國人才是美國大學里研究項目不可或缺的資源，“即便是一些東西你覺得不可信，你也可以打造可信用的系統。這不是一個要么全盤接受、要么完全抵制的二元選項。” 埃里克認為，在合作還是不合作這個問題上，其實可以有一個“中間路線”。“對于美國來說，或許這是最優選。因為我們（委員會）的職責是保證美國會是贏家。 ”埃里克說。 鮑勃和埃里克均表示，希望美國繼續吸引世界各地的創新人才，保持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吸引力。 遺憾的是，就引進人才問題上，NSCAI委員會目前還沒有對國會形成具體的政策建議。 相比中國的“1500億”，美國政府會投入更多嗎？ “并沒有一個具體數字。” 鮑勃對鈦媒體特約作者克雷格如是說。 根據中國制定的人工智能發展戰略，到2030年實現全球領先地位之前將累計投入1500億美元。克雷格向埃里克和鮑勃提問了這一全球關注的問題：美國政府預期的投入可能達到多少？是否會接近中國？ 顯然，埃里克和鮑勃還無法明確回答。 二位受訪人承認，美國人工智能領域的政府支出已經十分迫切，事實上，委員會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發展人工智能）必須花錢，全球領導力和人工智能是國家安全的當務之急”。 鮑勃曾努力想得到國會關于支出問題的明確數額，但是“沒有任何政府職能組專攻這個領域”。埃里克僅表示，目前階段，美國方面還沒有在政府支出中定義出“屬于人工智能規劃范圍”的事項。委員會目前在在嘗試聯合一些數據科學公司，“來合作制定相關事項”。 埃里克坦言，美國國會已經收到過一些相關立法建議了，例如，“每年增加100億美元的支出”等等。不過，埃里克在該問題上稍有回避，他向提問者克雷格舉了個例子——拿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來說，政府支出數額有多少？這個基金會“每年甚至還達不到100億（美元）”，埃里克似乎在暗示信心不足。 埃里克表示，敦促國會去建立一個人工智能相關的基金會“是有必要的”，但是“這樣的機構現在還沒有。” 事實上，據鈦媒體了解，今年9月，美國聯邦政府首次計算并公布了各機構對AI支出的具體要求，“截至2020年9月的財年，美國政府機構要求在非國防AI研究方面支出9.735億美元。” 而涉及美國國防部的AI支出，則屬于機密范疇。 美國聯邦政府曾于今年9月首次統計了各機構對“非國防AI”支出的具體要求，但國防部的AI支出仍屬于機密。 AI創新要“遠離政府”？政府該如何合理利用人工智能？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場景越來越多，數據獲取、隱私保護浮出水面，也成為全球各國個政府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政府在各行業的人工智能應用中，如何能夠保持“透明”？ 鮑勃以谷歌退出 Project Maven 事件（“Project Maven 事件”始末可查看下文對話實錄中注釋）舉例，這背后的數據濫用問題、公眾信任度問題，已經被廣泛視為一種危險預兆。 谷歌這一事件之后，可能導致更多私營實體的人工智能創新活動選擇“遠離政府”。“慶幸的是，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鮑勃表示。 在NSCAI成立前，美國國防部也成立了“國防創新委員會”，側重制定在國家安全事務中使用AI技術的基本原則，并負責與公眾的溝通，解釋他們會如何“道德的使用人工智能技術”。 “國防創新委員會”和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兩大委員會的成員有所重合。因此，NSCAI同時還肩負著向國防部提交“人工智能使用原則建議”的職責。 從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NSCAI）成立至今的進展來看，美國對于全球人工智能科技大戰已經擺出應對的姿態，一場中美AI大戰已經拉開帷幕。（本文獨家首發鈦媒體App；采訪、撰文/鈦媒體駐美國特約作者克雷格·史密斯；翻譯/龐驍柳、Garret；編輯/王糈、蔥蔥） 以下為對話全文，略經鈦媒體（微信ID：taimeiti）團隊編輯： 克雷格（提問）：中美在許多方面都是戰略競爭對手，但未來世界格局如何變化，將取決于人工智能的支配權落于誰家。如今，人工智能技術關乎一個國家在經濟領域及國家安全領域的輸贏。 2017年，中國對外宣稱要在2030年前成為人工智能領域的領軍者。針對中國的這一個動作，美國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去評估美國的競爭水平，并且向國會提出維持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地位的具體方法。政府還組建了一個15人委員會來帶領這個評估項目，前谷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下文簡稱“埃里克”）以及前國防部副部長鮑勃·沃克（下文簡稱“鮑勃”）就在其列。 在向國會遞交期中報告的前夕，我采訪到了埃里克·施密特和鮑勃·沃克兩位關鍵人士，討論了美國面臨的兩個挑戰，一是如何獲得對人工智能存疑的私人企業的信任；二是如何在不損害美國利益的情況下與中國保持接觸。 埃里克：大家知道，一年前國會通過法案，繼而成立了 NSCAI 委員會，同時委任我和鮑勃在這個15人委員會中擔任團隊領導的職責，讓我們共同代表國會，來研究人工智能與國家安全的相關問題。 發展AI的重要性是有根據的。人工智能是一項新技術，并且在產業、科研以及國家安全領域都能被廣泛應用。然而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并沒有在這個領域實現協同發展。 克雷格（提問）：你說的沒錯。 埃里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同意這個觀點。所以，我們把委員會的任務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我們的任務是勘察取證，通過研究不同的報告，查清楚我們的人工智能技術處在一個什么水平。而在第二階段，我們的任務就是政策建議。目前，我們已經進入第二階段大概有一年多了。 第二階段要發布一份反映現狀的報告，來反映委員會成員之間共識（目前報告已經發布）。我和鮑勃都覺得這個過程很有趣，因為我們報告中的所有內容都是委員會成員達成的共識，這也意味著，我們表達的是我們作為一個委員會的共同結論，而不是個人觀點。 鮑勃：克雷格，你應該有看過那份報告。正如埃里克所說，我們正處于評估的最后階段，我們試著更好地理解美國政府的情報社區、國防部、能源部還有商業部在做什么。我們的報告中有七個共識，以及我們認為可以在下一階段引導我們向國會提出政策建議的五個方向。此外，我們還有27個初步判斷結論，認為在一些領域中我們還需要更多的關注和行動。 有些人可能會問，“你們的政策建議哪兒去了？” 請記住，這是一個期中報告，其中的內容是我們委員的共識。 埃里克：我想補充一點：我們這個委員會的性質是前所未有的。委員會的構成中，有微軟研究院的領頭人、還有同時代中最出色的計算機科學研究員之一、In-Q-tel的董事長以及亞馬遜云現任首席執行官Andy Jassy，成員中同時還有政府的人。整個團隊的組成多元且完整，這是我想指出的一點。 克雷格（提問）：事實上，大家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是這個委員會的職責。 你們的報告中提到“中國已經有明確的人工智能策略”。而事實上，全球很多國家已經制定了有關人工智能的國家策略。所以，委員會的工作范疇，是否包括起草一份關于人工智能的國家策略？還是說，委員會關注的只是國家安全？換句話提問：對你們而言，國家安全，是否只是一個次級任務，你們最終要制定一個范圍更廣的國家策略嗎？ 鮑勃：委員會有一個清晰的重點目標，即保持美國人工智能技術在國防領域中的優勢。我們收到來自國會的指示也很明確，和我們的結論是一樣的，我們認為人工智能對經濟繁榮的影響也涉及到國家安全。因此，我們的報告需要服務國家安全和經濟。但是，我個人覺得我們并不會去做一個美國的人工智能國家策略。我們會給我們的客戶，也就是國會，提供建議，協助國會的政策制定和立法，盡可能確保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地位。 埃里克：我同意鮑勃說的。在我看來，在人工智能這個領域，美國需要一個集體策略。而我們在做的報告，會集中關注國家安全，這也是我們被選出來做的事情。 克雷格（提問）：在期中報告中，你有提到你想聽到更多美國人還有美國盟友的觀點，我想問你們收集觀點和數據的機制和渠道都有哪些呢？ 鮑勃：在與美國盟友的接觸過程中我們已有不錯的進展。我們已經與英國、歐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有所交流，了解到了他們所持的觀點和意見。除此之外，就不同國家間數據不平衡問題，我們進行了充分溝通，希望能一起解決這個問題。例如，很多人認為中國在人工智能擁有優勢，因為“中國有比我們更龐大的數據”；但我們認為，如果我們能聚合到所有民主國家的數據并達成協作，我們也是可以解決任何難題的。 我們計劃與更多的國家展開交流，但目前，我們只和上述五國有所接觸。 克雷格（提問）：那么是否有和中國進行對話呢？畢竟不管是基于合作或者其它目的，還是需要有一定協作的。 鮑勃：據我所知，目前是有幾個對話渠道的。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就有和中國人交流人工智能技術的渠道。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也在和中國方面進行交流。但是，我們委員會目前還沒有與中國那邊有正式的接觸和交流。 克雷格（提問）：了解。但是你們有這個打算嗎？ 鮑博：目前還沒有相關的計劃。 埃里克：這份報告并不是在提倡某種具體的方法。這份報告不是在說——噢，你們來看，我們應該打造一個技術體系，然后把它推銷出去，并且要我們的客戶承諾不去采用中國模式。這確實是一種未來可選的方法。但推崇單一模式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這份報告皆在讓大家意識到：“這世界上有人和我們的價值觀是不同的，而且他們在人工智能這個領域上極具競爭力。” 克雷格（提問）：委員會提到過，“學術界和私人部門，應提升其對美國人民福利不安全現狀的責任感”，但在數據隱私、監控和人工智能領域，政府和私人部門的不信任感積蓄已久。二位能否談談，你們如何說服大眾，政府在他們使用到的各種AI應用中是能夠保持“透明”的？ 鮑勃：谷歌退出 Project Maven 事件，被一些人視為一種危險預兆。（鈦媒體注：谷歌與五角大樓簽署了軍事AI項目 Project Maven，谷歌幫助美國政府利用AI技術分析無人機拍攝畫面，引發了大量爭議。該項目合同在 2019 年4月到期后，谷歌宣布不再續約，理由是“谷歌不應該參與戰爭”，這也意味著谷歌將放棄每年上億美元的收入。） 人們擔心，這會導致更多私營實體的人工智能創新活動遠離政府。而值得慶幸的是，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 國防部花了很多時間，想解釋其打算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多次就“如何道德地使用人工智能”對外溝通，以及如何確保我們說的是真話。確實，你說到點子上了——與政府合作的大多數公司都很關注這兩個問題。首先，希望政府在使用人工智能地計劃上是透明的；其次，希望政府說“永遠不會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下使用人工智能”的時候，不是空口談兵。 鮑勃：你們想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去做計算機視覺嗎？還是去做翻譯？你想用人工智能做什么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決定人工智能的使用是否符合公司的道德和使命。 同時，企業等私營實體們希望，政府在合同等方面能更加靈活。我想說的是，如今，國防部門和政府正在努力擺脫采用舊的方式去合作。國防創新委員會具備“人工智能道德”，他們在致力于做這件事，他們與美國公民和全國各地的不同公司都有很多交流。我們要明確的一點是：我們希望在委員會成員之間達成一致建議前，了解問題的各個方面。 我們還沒有安排會議，但是我們計劃在明年與許多不同的團體舉行公開或不公開的會議。埃里克和我已經討論過，怎么出去和公眾溝通。因此，我持謹慎樂觀態度。我不確定我們是否已經看到了轉機，但你問題的前半部分是最重要的。在我們發布的《期中報告》中，我們試圖向美國公眾解釋這場競爭的利害關系，以及為什么它對我們自己的福利和安全很重要。我們在這上面花了功夫。 克雷格（提問）：還有個問題是關于“國防創新委員會”投票批準了國防部的五大AI倫理原則（鈦媒體注：今年11月，五角大樓國防創新委員會公布了“負責、公平、可追蹤、可靠和可管理”五大AI原則和12條建議，用于說明未來在軍事、非軍事AI系統中應用人工智能技術的道德規范）。 批評者們會說，“這只是作秀，它們太模糊，沒有意義”，大家認為這是在“馬文項目”失敗后，努力安撫硅谷的手段。但我們知道，（國防部）提出具有一定廣泛性、可應用于不同案例，但又不是空泛之談的原則是很難的。那么，NSCAI委員會是否也在這方面做出了努力？ 埃里克：我們已經在萬圣節期間，向國防部遞交了AI原則建議。閱讀一下文檔，你會看到，包括一些背景知識介紹了為什么道德倫理很重要。我作為國防創新委員會的主席，也很清楚，倫理道德在軍隊和戰爭中有很長的歷史，受到來自憲法、戰爭法等約束。 國防創新委員會進行了一項為期15個月的研究，涵蓋了范盡可能廣的范圍，咨詢了很多人。這點也寫在了文件里，他們定義了什么是AI，他們提及了現有的框架和價值觀，同時也提出了五個應該使用的基本原則。 埃里克：如果你在商業或軍事系統中使用人工智能，它們需要在人的控制之下，需要避免“無意識偏見”。因此，這時人工智能必須是可追蹤的，他們必須是可靠的。否則的話，他們將助你為所欲為。我們還堅定地認為：如果系統出現問題，必須有某種能力來阻止它。所以，我認為（國防部提出的）這五大原則難以反駁。 克雷格（提問）：你們是否期望有一種新形式的國防“承包商”出現？（鈦媒體注：國防承包商直接與政府合作，管理下屬分包商，并負責確保在合同框架內完成工作。）換句話，會不會出現比傳統的國防承包商更靈活、先進、更接近硅谷模式的新承包商呢? 埃里克：我們在國防創新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上提到，政府采購過程正有所變化。政府采購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這個過程將允許軟件供應商的加入，正如商業領域中那樣。 你說的這種情況，很有可能發生，雖然它仍在審批過程中。與國防部、國家安全部門等合作的軟件供應商將有可能出現，這是一個關鍵的組成部分，因為國家安全機構沒有自己的技術，需要從別處購買。這種政府購買行為需要一個機制，我認為這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它將創造更多的競爭、選擇和投資。所以我回答你，答案是肯定的。 鮑勃：我想補充的是，你聽過威爾·羅伯說的嗎，他的目標是把美國空軍“變成一家軟件公司”。如果他能夠成功做到的話，應該會出現一些新型的軟件承包商。 克雷格（提問）：明白。 埃里克：這些軟件承包商會積極響應需求，解決美國軍事應用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所以，目前這還是早期階段。我知道這些承包商在嘗試與具備創新能力的集群，進行接觸并且在尋找可以利用的地方。艾倫·洛爾將宣布“其它交易授權”（OTA）的一些新改變。她表示，OTA是根據中級程序設計的，但如果我們在國防資源采購項目中將其運用在部件、軟件以及人工智能堆棧中會怎么樣呢？ 鮑勃：那將會改變很多東西。所以就像我說的，這還是早期階段。但是我同意埃里克的觀點。我持保守但樂觀的態度，我認為，這將會帶出諸多我們目前還無法預知的改變，但我們能期待的就是這將是一個巨變。 在報告中，我們只提到人工智能技術在國防部以及政府的商業行為中，以及在實際軍事行動中的應用。事實上，發布這個報告，我們并不是為了美化人工智能應用的未來，但我們期待的是，和經濟領域相比，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能夠帶來同等的巨變。 埃里克：我想補充一點，我認為上面這個問題主要還是外交層面上的。所以，AI政策會給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帶來什么影響？委員會的報告并沒有在這一個領域做出建議。 在一些特定領域中，我們不想要有任何的不可控元素；當你想要這些人工智能系統能夠良好地服從指示，可以預見到彼此競爭的主權國家也會達成基本共識。美國甚至還沒有內部共識。 當然，（考慮外交關系）并不是我們委員會的任務，委員會更應該關注的是：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中的領導地位，然后讓外交人員去想“這能夠給美國的外交帶來什么？” 克雷格（提問）：好，了解了。剛剛是一個鋪墊問題。如果我們想要促成一種國際共識的話，必須要用實力說話。以中國為例，能否具體講講，如何在不讓中國、美國對立或者產生更深層摩擦的情況下限制雙方的合作？ 埃里克: 我想說，我們發布報告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若和中國完全停止交流，這個代價是極其昂貴的。 還有，我說的昂貴，并不是指錢，我是指策略層面上的。我們委員會的報告也清楚提到：美國的科研社群認為中國人才是美國大學里研究項目不可或缺的人才資源。我們在報告中也有說，“即便是一些東西你覺得不可信，你也可以打造可信用的系統”。我想說的是，這不是一個要么全盤接受要么完全抵制的二元選項，明白嗎？ 克雷格（提問）：明白。 埃里克：其實是有一個中間路線的，對于美國來說，或許這是最優選。我們職責是保證美國會是贏家。我們要盡我們所能，保證美國在這個領域中不輸。 克雷格（提問）：是的，我同意。如果我們在美國阻禁中國研究人員或者采取其他類似行為，將會是一場災難。 鮑勃：我覺得報告說得很清楚。除了情報人員活動帶來的威脅之外，我們面臨著公私領域中，人工智能技術遭竊取以及中國的人工智能戰略的挑戰。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必須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但就如埃里克所說的，合作也能帶來諸多好處，尤其是人工智能這個領域。我覺得有一些領域里面，我們是想要人工智能的運作方式能被解釋而且被信賴。我想埃里克一直有說到這點。 克雷格（提問）: 是的。 鮑勃: 在這些領域中共享研究成果是對我們有利的。這也是人工智能領域中非零和競爭的一個部分。兩方都想要能夠信任的人工智能。所以，我們想要理解“糾纏”和“不糾纏”之間的帶來的直接和間接代價。我們下一年會主要往這個方向努力。 克雷格（提問）：你們也曾提到，鼓勵高級技術人才來美國。按我的理解，現在委員會只有一個中期報告，而且你們還沒有形成最終給國會的建議，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為會提高 H1B 簽證的配額呢？還是說，委員會有在考慮其它從中國或者其它國家引入人才的方式呢？ 鮑勃: 關于這一點，我們目前還沒有形成具體的政策建議。 克雷格（提問）：了解。 鮑勃: 埃里克和我一直有提到，如果我們能讓15個專業背景和經歷不同的委員會成員達成一致判斷，那就會很厲害。 我們希望美國繼續吸引世界各地的創新人才，這是一種潛在欲望，我們想保持吸引力。為了做到這一點，正如埃里克一直告訴我們的，有很多不同的策略。我們沒有任何具體的建議，但我們打算嘗試鞭策政府記住這一點。 克雷格（提問）：眾所周知，中國承諾到2030年投入1500億美元，以期在人工智能領域達到全球領先地位。能否告訴我，目前美國政府每年在人工智能開發和項目執行中的花費是多少？如果我們想要保持我們的領導地位，那么從現在開始到2030年，我們（每年）需要多少額外的花費？會否也是接近中國的數額，1000億美元嗎？ 鮑勃：美國政府在人工智能的花費上并沒有一個具體數字。這里的一個問題是：我們還沒有在政府支出中定義我們認為屬于人工智能規劃范圍內的內容。不過，我們已經嘗試與一些數據科學公司合作來制定這項內容。 克雷格（提問）：了解。 鮑勃：我們想要表達的要點是，必須花錢。全球領導力和人工智能是國家安全的當務之急，我們必須投資人工智能研究和開發。我知道埃里克對該問題有一些宏大的想法，但我們還沒有得出一個具體的數字。 我不確定我們會得出一個具體的數字，然后提出“美國必須每年花這么多錢來維持這場戰斗”這種建議。 埃里克：我們確實是研究了這個問題的。鮑勃曾嘗試（從國會）得到這個數字，但是沒有任何政府職能組專攻這個領域。我們也和你一樣聽說，有相關部門提出立法建議稱“每年增加100億美元的支出”，這大概就是你所說的數字吧。我舉個例子來說吧，拿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來說，你知道的，它的支出數字甚至比這還少（每年少于100億美元）。 埃里克舉例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成立于1950年，每年政府支出“不足100億美元” 克雷格（提問）：嗯。 埃里克: 我們會建議增加開支，但我不知道如何從方法論上告訴你這個數字應該是多少。中國在國家計劃和增加資金方面一直非常有野心。中國已有2030年的國家計劃及預算，它想要在四個不同領域當領軍者。它正在非常努力地在這方面和其他一些戰略領域培養國家能力。美國的答案是什么?我們要強調這一點，但沒有提出答案，因為現在還不是時候。 克雷格（提問）：在你看來，從委員會的角度還是從個人的角度，中國的經濟競爭力和他們的技術，哪個才是更大的威脅? 埃里克: 中國的治理模式？ 克雷格（提問）：是的，但這個模式有人工智能的支持。中國推動人工智能的經濟效應或其有人工智能支持的治理模式的全球政治效應。 鮑勃: 這在報告中沒有提及，但通過各式各樣的國家安全研究，美國從來沒有遇到過國內生產總值超過自身40%的戰略競爭對手。曾經的蘇聯勉強做到了這一點。即使把二戰時日本和德國加在一起，這個數字也只有40%左右。中國的購買力平價已經超過了美國。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他們有可能在21世紀20年代末，GDP的絕對值超過美國。我們可能面臨一個經濟實力比我們強大的競爭對手。在人工智能之外，中國希望成為世界創新的領導者。 克雷格（提問）：了解。 鮑勃: 中國想超越美國成為世界創新的領導者，不僅是在人工智能方面，還包括很多不同的領域。所以，他們是密不可分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中國實現了它的經濟目標，他們就將能夠在技術創新方面投入更多的資金。對美國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競爭對手。這就是為什么委員會花這么多時間來研究，這是一場我們可能會輸的比賽。 克雷格（提問）：嗯嗯。 鮑勃:我們沒有直說，但是我們參加了這場競賽，且中國非常想贏。因此我們真的需要認真對待，并努力保持領先地位。 埃里克: 我理解你問的那個問題。我認為我們的共同目標是要確保美國在一個重要的技術領域有獲勝的計劃。我給你一個例子，為什么我們必須認真對待關于中國的問題。10月1日，中國說他們想在這些技術上引領世界，讓我來給你們列舉一下：量子通信、超級計算、航空航天、5G、移動支付、新能源汽車、高速鐵路、金融技術和人工智能，這些領域囊括了許多重要的技術。我認為美國需要做出回應。這是一場競爭，重要的是我們要一起行動，并要在非常重要的領域發揮領導作用。 克雷格（提問）：好。那么委員會是否有注意量子計算技術？ 埃里克：量子計算非常有趣而且很重要。當量子人工智能成為可能時，它就成為了一個基礎項。有了量子人工智能，計算的完成要快得多。但它的普遍應用沒有那么快，想要在一兩年內實現不太可能。那將是較長一段時間之后的事了。大多數人相信它最終會發生。因此，委員會注意到這是一個相關的技術，但沒有花太大篇幅提及它。 克雷格（提問）：在中期報告中提到的所有這些點中，有沒有一兩個是你們希望人們加以關注的，但我有漏掉的重要信息嗎？ 埃里克：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新領域。這是一個人工智能的新世界，一個競爭激烈的新世界，我們需要齊心協力。這是個人觀點。但重要的是美國要有一個與我們的價值觀相一致的觀點和戰略。我們不是中國，不是俄羅斯，我們是美國。我們為自己感到驕傲。第二件事就是有一堆棘手的問題，不容易用非黑即白的辦法解決。我們必須找到一種合適的方式與競爭對手接觸，并確保美國獲勝，這是我們明年的目標。 鮑勃：美國式的人工智能將不僅有益于我們的國家，而且有益于整個世界。它將專注于數據隱私、道德使用，專注于不使用人工智能來侵犯其他國家，在他們的社會中找到裂痕并催化國家分裂。從長遠來看，美國人對人工智能的看法占了上風，這一點很重要。 克雷格（提問）：你從很多方面回避了這個問題。我們能否期待，最終（委員會的）報告會建議一些新的結構政策，來協調政府間資金和人工智能舉措？請問埃里克，你說過，“制定國家戰略是有必要的”。委員會是否可能建議某種能夠體現國家戰略的結構，還是說這種結構會國家級戰略更窄些? 埃里克：我知道有一些立法機構正在努力考慮這個問題。我認為委員會還沒有就這個問題進行充分的辯論，所以無法給你這個問題的答案。我相信我們會推薦更多的資金，更多的關注及戰略幫助。但是應該建立一個類似的機構，比如一個基金會，或者其他類似的機構，這樣的機構現在還沒有。鮑勃，你怎么看? 鮑勃：白宮第一次真正推出人工智能戰略，很多人會說，它沒有像中國的人工智能戰略那樣有具體的目標。在我看來，這沒關系。 我們正在基于白宮提出的人工智能戰略構建更多東西，成立這個委員會，就是幫助國會來思考。可以說，我們這個委員會的主要客戶是國會。這樣他們就可以在立法上采取他們認為會使我們更具競爭力的行動。所以，現在對我們來說，說委員會們“到底能促成什么”，還為時過早。 埃里克：我加一點，這個問題是有解決方法。如果我們建一棟樓，讓一群人住進去，投入一大筆錢，他們就能解決這個問題。但人工智能不是這樣工作的，人工智能需要普及，它需要貫穿一切，無處不在。 所以，無論我們說什么，都會有更多的人工智能應用出現在運輸部、國防部、財務部和高校里，涉及越來越多的學生、教育部門、私營實體，私營部門的參與率也將更高。正如鮑勃所說，我們強烈主張在政府和私營部門之間建立更緊密的聯系。我們的建議都是這種性質的，它不會是一個控制一切的部門，因為這樣根本行不通。 克雷格（提問）：當然。 埃里克：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非常有優勢。在報告中，我們也在說中國實力很強。我們應該認真對待他們。 克雷格（提問）：是的。我還想知道，委員會對資助創建新的數據集或開放具有隱私保護的人工智能數據有什么看法?比如，聯邦學習可能會為研究人員打開來自國防部、退伍軍人事務部、TRICARE醫療系統和其他數據池的醫療健康數據。 埃里克：報告指出，我們在數據方面做的任何事情都需要保護隱私。它還指出，人工智能需要這些數據。報告沒有對此提出立法立場。但我認為大家都認為我們希望有可用的數據。我們不想放棄我們的價值觀，不想被侵犯隱私。你知道，諸如此類的事情。你必須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克雷格（提問）：是的。政府的購買力可以做很多事情。例如，他們做了很多事情來激活太陽能行業，因此它可以用來部署可靠的人工智能系統，或公平貸款系統，或可靠的面部識別系統，或可解釋的刑事司法系統。委員會可能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嗎?建議利用政府的購買力為項目提供資金，而且為市場提供資金? 埃里克：你的反饋很棒，我們可以考慮。 克雷格（提問）：在全球透明化及信息傳播速度的要求下，至少對于商業AI來說，我的觀點是：政府方面應該不存在任何秘密算法，算法應該是相當自由和開放的。算法并沒有什么神奇的。實際上，當我們討論監督學習時，邊緣和IP可以歸結為“帶標簽的數據”，你們認同這個觀點嗎？擁有最多的標記數據，在數據集中編碼了最多的人類知識的，將是魏來的領導者。 埃里克：在我們的報告中有一件事被提及：標記數據。這只是現代人工智能的屬性之一。有一個全新的領域叫做自監督學習，這項技術可以處理未標記的數據。其他一些不需要特定數據也能給我們帶來優勢。所以，每個人都在說，“哦，數據是新的石油，你需要更多的數據”，但真實情況比這更微妙。我認為，正確的答案是世界上最頂尖的人需要在美國解決這些問題，因為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可提供非常聰明的技術解決方案。 克雷格：是的。自監督學習大有前途。雖然現在還不是很好用。但我認為，這將是委員會建議資助的一個領域。 埃里克:為了保持競爭優勢，我們將把重點放在全球人才獲取和人工智能研究的資助上。 克雷格：對的。 埃里克: 美國需要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協議、算法和服務的發明者的身份取勝。我們需要成為第一個進行人工智能部署的國家。這與我們的價值觀一致，可使我們的經濟更加強大，且使我們的國家更加安全。 鮑勃: 我想以埃里克之前的話來作為結束。這個委員會真的很獨特，我們有Andrew Moore，他是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科學的負責人，現在在谷歌任職，我們有In-Q-Tel的負責人，前國防部副部長埃里克，有在NASA工作的人，還有其他職員。他們為支持委員們的工作所做的工作，其性質與我們所知的任何其他委員會都大為不同。所以這實際上是在試圖分析我們的建議的可辯護性。這也是我們要做的。 【鈦媒體注：本專訪內容中文版，鈦媒體已獲獨家授權。特約作者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是 Eye On A.I. 網站創始人，他已將委員會《中期報告》及上述對話音頻發布在其個人播客中，同時可以登陸 Eye On A.I. 下載英文報告全文。】 更多精彩內容，關注鈦媒體微信號（ID：taimeiti），或者下載鈦媒體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