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娛樂城描述：：原標題：諾獎大熱詩人為中國寫了首詩，語言是他唯一的行李 阿多尼斯。圖/視覺中國 阿多尼斯：雙腳最初碰觸的土地是不可能離開我的 本刊記者/劉遠航 發于2019.11.18總第924期《中國新聞周刊》 結束采訪的時候，阿多尼斯對展柜上的中文雜志產生了興趣，他問旁邊的譯者，雜志的名稱是幾個漢字組成的？什么意思？譯者回答說，絞絲旁代表絲綢，加上工人的工，合起來是一個字，意思是紅色，最右邊是蔓，應該是一種植物。阿多尼斯覺得很有意思，之前有一家視頻媒體來采訪，名字是一種水果。 在希臘神話里，阿多尼斯這幾個字是不斷死而復生的植物神。現實中，這位出生于敘利亞的阿拉伯語詩人已經89歲，手背上的紋路像是衰老的樹根，銀色的頭發給人一種躍動的印象。他平時居住在巴黎和黎巴嫩，經常到世界各地游歷。中國是他偏愛的一個國度，這里的文化也讓他感到親切。 2009年，阿多尼斯的詩集《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在中國出版。與此同時，他的名字屢屢出現在諾貝爾文學獎賠率名單的前列。越來越多的讀者記住了這個源自西方神話的名字，記住了他那些充滿想象力的意象，以及清新凝練的詩句。有人專門從江西和北京趕到上海，參加他的詩歌分享會。 而在意象和詩句背后，是另一個面目迥異的阿多尼斯，面對著一個充滿分歧和爭斗的阿拉伯世界，他用尖銳的聲音去對抗專制、暴力和偏見，力圖在詩歌中恢復阿拉伯語的豐富性和隱喻性。“我的欲望，是自始至終，成為一個陌生人，叛逆者，將詞語從詞語的桎梏中解放。”阿多尼斯在90年代的一首詩里這樣寫道。 動蕩的社會讓阿多尼斯一直身處流亡狀態，但正是離開故土，反而讓他看得更清楚。“距離感讓我增加了對于那片土地的了解，畢竟我的雙腳第一次接觸的土地是不可能離開我的。”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今年11月，阿多尼斯的最新詩集《桂花》由譯林出版社出版，一共有50首短詩，靈感來自2018年他對中國的一次游歷。黃山，杜甫，還有桂樹，都被他寫進了詩句里。一個世界級的詩人以中國為題，專門寫了一本詩集，這種情況并不多見。與此同時，他成為了中國讀者了解阿拉伯文化與社會的一個入口。 “在阿多尼斯之前，中國讀者對于阿拉伯文學的了解還是很有限的，主要是《一千零一夜》，還有紀伯倫，少部分關注文學的人可能還知道馬哈福茲，198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桂花》譯者薛慶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是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教授，長期研究阿拉伯語文學。某種程度上說，阿多尼斯改變了這一切。 文案與刀叉 阿多尼斯的行程很緊密。11月1日，他的新書分享會在杭州的單向空間舉辦。問答環節，一個從事廣告行業的女生站起來，說起自己剛剛寫的一篇公眾號文章。她覺得阿多尼斯的詩歌富有想象力，與營銷文案有相通的地方。 警句和概念化，這本來是阿多尼斯所反對的，再次提起的時候，他說自己倒是很好奇那個女孩是怎么用廣告思維來解讀詩的。“詩歌能夠做的就是創造一種深刻美好的文化氛圍，能夠讓人變得更少物化，有更豐富的人道和人性。我并不抗拒商業，只是我反對的是商業思維主導一切，讓一切都變成了交易。”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阿多尼斯身處一個資本主導的現代社會，背后是戰亂與暴力的記憶。11月4日下午，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能容納數百人的現場座無虛席，阿多尼斯的讀者從全國各地趕到這里，站在詩人的近旁，分享自己的感悟。都市里的上班族，小地方做生意的中年人，還有上了年紀的老人，在阿多尼斯的詩里看到了一個崇尚愛與美的世界。 當天正好是美術館舉行詩歌活動的七周年紀念日。詩歌分享會結束后，主辦方準備了精美的大蛋糕，推到前臺，請阿多尼斯來切。他手里拿著小半米長的刀具，開玩笑說，這件“武器”讓他有些緊張。 上世紀50年代，二十多歲的青年阿多尼斯曾經服役兩年，他的中文譯者薛慶國看過當時的照片，這位敘利亞士兵剃著光頭，神情呆滯。因為加入左翼政黨，阿多尼斯在監獄里待了半年，和殺人犯、走私者囚禁在一起。出獄之后，阿多尼斯極少在詩里提起監獄里蒙受的羞辱，他決定“獨自把這把刀吞下去”。 出獄的一周后，阿多尼斯就決定離開敘利亞，前往鄰國黎巴嫩。過境后的幾分鐘時間，傳來蘇伊士運河戰爭爆發的消息，敘利亞開始向全國征兵。“那里的人們在吞食著被燉爛的往昔和夾生的未來。每一個城市都是一只被屠宰的綿羊，每一個屠夫都聲稱自己是天使。只有蛀蟲在克盡厥職。”阿多尼斯后來在文章里回憶道。 在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阿多尼斯辦雜志，出詩集，獲得博士學位，反思阿拉伯文化，被看作重要的思想家。然而，戰亂依然如影隨形，1975年，黎巴嫩內戰爆發，到了80年代，以色列圍困貝魯特。有一段時間，他在朋友家中避難，前腳剛離開臥室，去廚房用餐，炸彈就在身后爆炸。 “沒有道路通往他家，圍困，道路是怯懦的，遠遠的，在他家的上方，一輪惶惑的月亮，垂落在灰塵的線縷。我說：這是我回家的路。他說：不，不許過。槍口對準我。”阿多尼斯在當時的一首詩里寫道。 1980年，阿多尼斯作為黎巴嫩作家代表團的成員，第一次來中國。他撰寫了兩篇文章，描述自己對“文革”后中國的印象。后來回憶此行，他表示自己看到了“一個沉悶、封閉、傷感的中國。” 當時他剛剛去過紐約，到了北京，覺得頤和園沒有變化，依然古老而堅固；到上海的時候，覺得這里像是紐約的郊區。他還記得一個細節，隨行的翻譯人員一路上都沒有跟代表團同桌吃飯，后來才知道，餐食標準不一樣。 阿多尼斯的花園 2008年的時候，阿多尼斯已經是有國際影響力的詩人，經常出現在諾貝爾文學獎賠率名單的前列。不過，長久以來，詩歌出版在中國并不景氣。即使是阿多尼斯，出版社也沒有底氣，以為肯定也會賠錢。 出版社通過譯者薛慶國跟阿多尼斯轉達意見，希望可以得到他本人授權出版的許可。薛慶國還有些不好意思，另外提出可以邀請他來中國訪問，阿多尼斯慨然應允。很快，由薛慶國選譯的《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在中國出版。沒想到的是，這部詩集銷路很好，首印的5000冊很快售罄。 很多人熟悉他的詩句，“世界讓我遍體鱗傷，但傷口長出的卻是翅膀，”或是“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但其中只有一棵樹”。更多的人們只是看到了這些有些像雞湯的短句，更重要的是那個天然具有賣相的書名。但畢竟，這一切讓這位阿拉伯語詩人收獲了越來越多的讀者。 “初次接觸他的年輕讀者覺得他的詩里有輕歌曼舞的成分，容易進入那些清新自然又充滿詩意的表達，比如風雨和陽光。但是他的很多作品都是有深刻思想內涵的，對于阿拉伯社會和西方世界的思考，都很深入，那種批判意識給中國的知識界和文學界也能帶來啟發。”薛慶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至今翻譯了阿多尼斯的四本詩集和一本文集，和詩人保持著緊密的友誼。 2009年3月中旬，阿多尼斯從巴黎出發，飛抵北京機場。他急切地想要了解這里的日常生活，去秀水市場，去人流中。變化太大，和過去很不一樣。他在跟研究阿拉伯文學的學者們聚在一起，聊起故土的問題，跟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副校長說起對《哈利·波特》風靡的擔憂，擔心趨同的世界讓北京和倫敦的青少年變得一樣。 頤和園的湖泊里有過去的夢，什剎海的老宅里有新的靈魂，仿佛亡故之人未曾死去。而在上海，昔日的紅磚房和舊街區，已經被高樓花園所取代。仿佛“過去”也走出了自身，渴望變成“現時”。 “我該徹底醒來，將變化的汁液注入詞語，以便更好地描述中國；我該把天安門當作一面鏡子，以映照我的問題。”阿多尼斯在記述文章《云翳潑下中國的墨汁：北京與上海之行》中寫道。 2010年，阿多尼斯回了一趟敘利亞，他過去所生活的地方。當時他的母親104歲，還生活在那里。客觀上說，敘利亞比半個世紀前好了一些，然而，戰火很快燃起，重新將這一切夷為平地。 2011年，阿多尼斯先后發表兩篇公開信，一封寫給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另一封寫給敘利亞的反對派，引起爭議。宗教與政權糾纏不清，各方勢力混雜在一起，造就了不斷惡化的社會局勢。他聽說敘利亞北部阿勒頗的集市被摧毀，博物館變成廢墟，革命口號帶來了更多的混亂和殺戮。 桂花的邀請 2018年9月，阿多尼斯再次來到中國，在結束了四個城市的多場活動后，跟譯者薛慶國等人一起，游歷了黃山，所到之處都可以聞到桂花的香味。他有了新的寫作計劃，不斷在筆記本上記下靈感。那些變幻的云彩，奇異的山石，超越了變與不變的二元論，成為詩歌想象力的基底。 離開中國之后，阿多尼斯跟薛慶國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到了今年3月初，全部詩作終于完成。阿多尼斯曾把寫成的手稿帶到黎巴嫩的貝魯特潤色修改，不過他的女兒說，九十高齡的父親記憶力明顯下降，一度記不清手稿放在何處，很是絕望。后來他才想起來，手稿完成后就交給了一位他熟悉的打字員。 阿多尼斯筆下的黃山形象雜糅了想象和隱喻，有著擬人化的特質。它意味著永恒的時間，也指涉天空與大地的關系。“黃山端坐在永恒的門檻，迎接來自各個時代的賓客。它湊近我的耳畔，用低語回應我的問候：‘迷途，才是這個時代的正道’。”阿多尼斯在短詩《變幻》中寫道。 在阿多尼斯所生活的敘利亞和黎巴嫩，很少看到高山險峰，天空被賦予了崇高的宗教內涵。詩人則在登高的過程中，以思辨的視角來觀看中國的文化，同時反觀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文化和社會現實。“詩歌的核心在于質疑，提出問題，而宗教是不許對信仰提出質疑的，讓你虔誠信仰，我經常說宗教是答案，詩歌是問題，在這個理解上，兩者是必然有矛盾的。”阿多尼斯說。 “當我用雙手撫摸黃山的一棵松樹，我仿佛把手置于意念的肩頭，我在自語：黎巴嫩的松柏正在干渴中衰老，而那里的雪松，正為另一個十字架書寫另一段歷史。”阿多尼斯在《患病》中寫道。 故土難歸，異鄉同樣不屬于他，他是多重意義上的批判者，對西方同樣保持距離。“據說，未來在信中寫道：一只美國螞蟻在吞噬一頭蘇美爾的公牛，一匹狼投生為一架兔子形狀的火炮，蒼蠅在囚禁夜鶯。”阿多尼斯這樣描述。 語言是他唯一的行李。在黎巴嫩和巴黎居住的時候，阿多尼斯使用的是阿拉伯語和法語，兩者相差很大。在他看來，法語是一門精確的語言，詞匯和事物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密，而阿拉伯語則不一樣，有很豐富的美學寓意和隱喻色彩。 在詩集《桂花》里，阿多尼斯將阿拉伯語稱作漢語之友。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黃山被賦予了重要的寓意，是古代詩人們吟詠的對象。如今，在資本和商業邏輯主導的當下，山與人的關系在一個阿拉伯語詩人的筆下恢復了。